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保护尊重个人的隐私和家庭生活的权利。引渡一个人出国是法院采取的一个重要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对一个人的家庭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个家庭可能失去主要提供资金来源的人，或者可能需要搬迁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如果其中牵扯到孩子，那么影响甚至会更大。家长可能会离开孩子很长时间，孩子也可能长时间辍学，或甚至被送到其他地方被照顾。
在2012年最高法院对HH案件做出判决后，引渡案件中对人权公约第8条的争议大幅增加。事实上，它成为了许多欧洲逮捕令案件的主要争议，且经常被单独拿出来作为引渡案件的唯一辩护论点。考虑到2015年此类（尤其是在高等法院的上诉中）案件的激增，高等法院澄清了地方法院正确处理引渡案件中第8条的方法，并提供了分区法官应该如何做出评判的指导意见。
第8条要求分区法官在个人的权利和下令引渡而产生的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高等法院强调在每个案件中考虑各种因素的平衡都很重要。认定事实后，法官通常应该列明每个”平衡点”的”优点”和”缺点”。然后，法官应该就为什么应该下令引渡或释放被告阐述他所做结论的理由。
高等法院最近的一个案件说明了法院在实践中的做法。2016年6月24日，在波兰 v Kulig案件中，法官推翻了面临引渡波兰的一个人的获准释放判决。
库利格（Kulig）先生在波兰犯有2项罪名，并收到监禁缓刑。然后，他犯下了另一项罪行，且这一罪行激活了之前的缓刑判决。随后，他与伴侣和家人一起搬家去了英国，留下了1年9个月的服刑期。后来法院发出了欧洲逮捕令。
高等法院指出，区法院法官对Kulig先生案件的事实做出了相反的结论，不相信他是可信或真实的。不过，法官认为，虽然他是一个逃犯，并犯有暴力犯罪罪行，但有强烈的不成比例的因素证明引渡不成比例，即罪行是10多年前犯的，如果执行引渡，他和伴侣建立的公司将会停业，要他的家人搬到波兰也是不现实的。
法官 Singh 的结论是，地区法官就第8条在比例上作出了错误的评估。案件非常普遍，引用引渡中超出公共利益的因素远远超出了反平衡因素。因此，释放Kulig先生的判决被推翻，法院发出了引渡令。
成功挑战第8条仍旧可能成功，但此案说明了法院总是会寻找强烈和不寻常的因素来压过英国的强烈公众利益以维护与我们的引渡合作伙伴的义务。Krulig先生和他的家人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但并不稀奇，赞成引渡远远超出了公众利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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